古人說，“人不率則不從，身不先則不信。”意思是一個人如果自身不能作出表率，就無法讓別人跟從；如果不能以身作則，就很難使別人信服。

　　《呂氏春秋·貴直論》記載了春秋時期晉國大臣趙簡子率兵攻衛(wèi)之事：趙簡子統(tǒng)率軍隊進攻衛(wèi)國，到了交戰(zhàn)的時候，卻站得遠遠的，躲在盾牌后面。他擊鼓下令進攻，士卒們動也不動，不由感嘆士卒腐化沒有斗志。行人（一種職務(wù)）燭過對他說：“亦有君不能耳，士何弊之有？”意思是您自己沒能做好，士卒沒有什么不好。趙簡子大怒，燭過解釋說：以前先君獻公即位五年，戰(zhàn)無不勝，用的就是這樣的士卒；惠公即位二年，縱情聲色，殘暴傲慢，為秦國所敗，軍隊潰逃，用的也是這樣的士卒；文公即位二年，以勇武砥礪士卒，后來大敗楚軍，名揚天下，用的還是這樣的士卒。趙簡子恍然大悟，于是離開盾牌，站到隊伍前方，敵方弓箭射程以內(nèi)，只擊鼓一次士卒就登上了衛(wèi)國城墻，獲得勝利。事后，趙簡子感嘆說：“與吾得革車千乘也，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！”

　　將欲治人，必先治己。趙簡子帶兵，一開始躲在盾牌后面，士卒見他貪生怕死，自然不愿聽令；后來聽從燭過勸諫，敢于以身作則，士卒受到感染，奮勇作戰(zhàn)。這就是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”的道理。

　　正人先正己，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(tǒng)的重要內(nèi)容，彰顯了古人的智慧和氣度。先賢認為，為政貴在修己，必須靠自身品行來使人信服；必須從自身做起，才能表率四方。從孔子的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，到孟子的“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”；從《鹽鐵論·疾貪》中說的“欲影正者端其表，欲下廉者先之身”，到南朝范曄在《后漢書》中提到的“以身教者從，以言教者訟”，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得到歷代仁人志士的重視，逐漸成為人們推崇的政治倫理。古人認為，地位越高、責(zé)任越重，越要時刻正身修己、身先士卒，正所謂“大臣不廉，無以率下，則小臣必污；小臣不廉，無以治民，則風(fēng)俗必壞”。京劇《赤桑鎮(zhèn)》中，包拯有句唱詞就是：“未正人先正己，人己一樣。責(zé)人嚴，責(zé)己寬，怎算得國家棟梁？”道理很簡單，做到卻不容易。

　　“輕財足以聚人，律己足以服人，量寬足以得人，身先足以率人”。以身作則、率先躬行是一種智慧，也是一種擔(dān)當。春秋時期，齊國名相晏嬰對自己要求嚴格，吃糙米飯、穿粗布衣、坐簡陋車，屢次謝絕齊景公的各種饋贈。齊景公不悅，晏嬰解釋說：“平時我反對奢侈浪費，要求官員們節(jié)儉，以減輕百姓負擔(dān)。我若乘坐好車好馬，官員們便會上行下效，奢靡之風(fēng)就難以禁止了。”兩晉時期，盛行空談，東晉大將陶侃崇尚實干，以身作則，處理政務(wù)恭謹勤奮，史載“千緒萬端，罔有遺漏”，陶侃還勸勉身邊的人說：“民生在勤，大禹是圣人，尚且珍惜時間，至于普通人，則當珍惜每分每秒?！痹谒麕酉?，僚佐們都能勤于公事。晏嬰、陶侃之所以能成就事業(yè)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深刻認識到“人不率則不從，身不先則不信”的道理，所以處處以身作則，以求政通人和、風(fēng)俗淳厚。

　　“善禁者，先禁其身而后人；不善禁者，先禁人而后身”。古往今來，凡是有所作為的政治家都十分注重自律，善于用自己的行為帶動周邊人。治人須先治己，正人必先正身。黨員干部，尤其是領(lǐng)導(dǎo)干部要善于從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中汲取養(yǎng)分，增強自律意識、標桿意識、表率意識，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，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，團結(jié)帶領(lǐng)群眾不斷開創(chuàng)各項事業(yè)發(fā)展新局面。（李志勇）